原標題：美國記者譏諷周總理：為何用美國鋼筆？總理的回答讓記者顏面掃地

周總理是新中國第一任外交部部長，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曾評價他是自己60年公職生涯中遇到的“最有魅力的人”，后者在自己的《論中國》一書中這樣描述周總理：

他個子不高，風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豐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壓倒談判對手，能憑直覺猜到對方的心理活動。他智慧超群、學識淵博，道德高尚。盡管在談判中不像戴高樂那樣辭藻華麗，滔滔不絕，但是無論你與他談論歷史、哲學，或者是進行戰術性辯論，他都可以妙語如珠，對答如流。

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面對美國記者時則說：如果你們認為我是難以對付的話，那你們就等著與周恩來打交道吧。

在外交方面，周總理似乎是一個天生的奇才。事實上，他只是在二十年代有過短暫的出國留學經歷，更多的辯論技巧，都是在后天的實踐中磨煉出來的。

每一次與外國人打交道，周總理都會事先把對方了解透徹。七十年代尼克松訪華之前，基辛格曾經斷言“他（周總理）早已經對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狀況了如指掌”。

因此每當有人想在外交場合上刁難周總理，結果往往是弄得自己大出洋相。

一、周總理輕松化解美國記者的刁難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有幾名西方記者不自量力，想在記者招待會上對周總理發難。試圖通過一些刁鉆的問題讓中國領導人難堪，沒想到最后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文章標題中提到的事情，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個例子。這件事情發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之后。

某一次，周總理參加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會上有很多外國記者不斷地向周總理提出各種刁鉆的問題，其中有一個美國記者，眼看別人都問得差不多了，就琢磨著自己要問點“花樣”來。

那個時候美國人剛在朝鮮吃了敗仗，心里對中國還是抱著怨氣的。當時這名美國記者就一心想要問出一個問題，讓周總理難堪。

這名美國記者伸長脖子在現場左瞄右看，偶然發現周總理的桌子上擺著一支“派克”鋼筆。這種鋼筆是美國生產的高檔貨，當年有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在外交場合上都會用到它。

只見這名美國記者忽然走上前，指著桌子上那一支“派克”筆，面帶興奮之色說道：“請問總理先生，你為何會珍藏一支美國產的鋼筆呢？”

美國記者的這番話，顯然是在吹噓他們的“美國制造”，同時譏諷中國的國家領導人也在“追捧洋貨”。我們中國早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有了自己的國民鋼筆品牌——“英雄”鋼筆。

美國記者心想，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口口聲聲要打倒美帝國主義，結果領導人不用自己的“英雄鋼筆”，卻去用帝國主義國家生產的“派克”鋼筆，這是不是有點兒說不過去呀。

發問之后，美國記者就美滋滋地等著周總理下不來臺呢。沒想到周總理卻轉過頭來，面帶微笑地看著他說：

談起這支鋼筆，說來話長，這是一位朝鮮朋友的抗美戰利品，作為禮物贈送給我的。我無功受祿，就拒收。朝鮮朋友說，留下做個紀念吧。我覺得有意義，就留下了這支貴國的鋼筆。

那名美國記者聽周總理這么一說，臉都綠了。他本來是想借這支鋼筆讓他們美國露個臉，沒想到最終讓美國出了丑。

不過周總理還是不想讓這個美國記者太難堪，于是他又假意夸了幾句“美國制造”的質量就是好啊。但是這樣一來，這個美國記者就更加覺得無地自容了。

因為周總理說這支筆的質量好，是建立在他的確“使用過”這支鋼筆的基礎上的。而他之所以會使用這支鋼筆，恰恰就是因為，它是一支在戰場上從美國軍人手里取得的“戰利品”。

美國記者一想到這些事情，頓時自覺無趣，于是只能悄悄地退進人群里，然后不聲不響地溜走了。

二、周總理巧妙應對外國記者各種刁難

關于周總理巧妙應對外國記者的事例，還有幾則。其中一件事情是，某一次有美國記者問周總理：“請問總理先生，現在的中國有沒有妓女？”

一九四九年剛剛解放的時候，國內一度還是有妓女的。但是毛主席和周總理發現這個職業剝削婦女，又造成很多家庭破碎，太不人道了，于是決定將其取締。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國家正式明令取締風俗業，讓所有的妓女“從良”。部分西方國家有專門的“紅燈區”，他們那邊的“妓女”是合法存在的。

西方人認為這個東西禁止不了，或者根本就不應該禁止，因此美國記者對于中國查禁妓院的行動十分關注。

提問的美國記者，根本不相信中國能完全禁止這類從業者。與此同時，這個記者還壞心眼兒地給周總理挖了一個大坑。

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當時的中國臺灣并沒有禁止。假如周總理說“我們中國已經徹底禁掉了這個行業”，那么就等于承認臺灣不屬于中國了。

可是周總理是多么有智慧的人啊，美國記者一張嘴，他就知道對方打的是什么鬼主意，于是周總理回答說：“有。”

美國記者沒想到周總理這么快就承認了，正想追問周總理是不是承認中國禁黃的行動失敗了呢？結果周總理又接著說：“中國的妓女在我國臺灣省。”

還有一則周總理對付外國記者的典故，是關于一名外國記者問我們中國的銀行里有多少存款的。

這件事發生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起因是一九五八年前后中蘇交惡，蘇聯斷了對中國的所有援助，又與西方世界一起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

從一九五八年開始，中國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由于嚴重的天災，老百姓的生活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后來中國好不容易挺過來了，經濟在慢慢地恢復。這個時候，就有外國記者在外交場合向周總理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很顯然，這位外國記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所以他很想知道，中國的銀行里到底還有沒有錢。像這種涉及國家機密的問題，我們當然不可能直接告訴他。

但是周總理也不想“生硬”地拒絕這位好奇的外國記者的請求，于是周總理就故意賣了個關子說：“如果說中國人民銀行貨幣資金的話，那就是十八元八角八分！”

在場的外國記者一聽，全都愣住了。他們早已經想到當時的中國很窮，但是與此同時，他們也知道，周恩來總理絕對不可能直接告訴他們，現在的中國有多窮。

果不其然，最后周總理含笑對大家解釋道：目前，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面額主要有十元、五元、兩元……這些面額合計起來，剛好是十八元八角八分。

還有一次，有一個外國記者不懷好意地問周總理：“中國的路明明是人走的，為什么叫‘馬路’”。

中國的路之所以叫“馬路”，本來是因為過去我們路上的交通工具就是馬。外國記者故意這樣問，是想把中國人和“馬牛”一樣的動物劃上等號，試圖羞辱中國人。

因此周總理沒有從正面向這位記者解釋“馬路”的來歷，而是巧妙地回答他：“因為我們中國走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所以我們的路，就叫‘馬路’”。

于是就這樣，周總理通過自己超高的智慧和語言技巧，又一次巧妙地避開了外國記者設下的陷阱。

結語

基辛格曾經在給尼克松撰寫的一份報告里面提到，周總理在談判的時候，最擅長用一種“迂回”的策略與對手交談。

表面上看，周總理的談話似乎已經偏離了主題，但是事實上他最后都會繞回來。這樣的談話方式，讓習慣“直來直去”的外國記者十分頭痛。

其實，個人認為那些外國記者刁鉆地提問題，有時候的確是“故意為之”，因為他們在提問的時候會故意設下陷阱。

為了避免事后被這些外國記者拿去大做文章，所以周總理的在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始終做到了“滴水不漏”，完全不給對方任何機會，難怪蘇聯的外長要說周總理“難以對付”了。

• 參考資料：

《尼克松心悅誠服幫他脫大衣，周總理為何有這么大魅力》——《中國軍網》2017.03.05；

《面對刁難 周總理的12句話讓西方至今難忘》——《中國軍視網》2017.03.13

責任編輯：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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