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已經求學三年，這次暑假回國呆一個月，在與老師同學不斷的接觸中我第一次突然強烈地意識到我的學術神經和血液已經被徹底地“芝加哥化” 了。這是一種在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中形成的近乎宗教的學術信仰和自豪感。芝大的校訓直譯過來就是“讓知識不斷積累，以豐富人生”;每當別人提起“芝加哥學派”，我總是會聯想到武俠小說中一個剛入少林的小弟子對于前輩方丈高僧的無限景仰之心和對同門的手足之情，或許在別門別派前還帶有那么一點點輕稚的“傲氣”。

現在想來，或許這種傲氣是外人慣出來的罷。因為每次向別人自我介紹說在芝大念經濟學，對方常常會馬上客氣地說起諾貝爾獎。半年前回國在上海返簽，我緊張等待美國簽證官的第一個提問，聽到的居然是“Oh, so you are fr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do you want to win theNobel Prize? ”，讓我不知如何回答卻非常開心，站在那里傻笑。其實我們在芝加哥的時候反而很少說諾獎，經濟系學生中間流傳最多的關于諾獎的故事是Lucas和 Heckman曾經都沒有在第一次就考過芝大經濟系core exam，Heckman還為此轉到了普林斯頓，但是他們后來都拿了諾獎。所以我們系就有個名言“要想拿諾獎，最好第一次考core exam不要考過”。但是據我觀察考前好像每個人都非常賣力地準備應考，“諾獎”似乎沒有任何誘惑力。

芝大經濟系目前還在講課的諾獎得主有四個人。研究經濟史的Fogel常常呆在商學院而且一度曾經常去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但是我沒有選過他的課因此幾乎沒有見過他。76歲的諾獎得主貝克爾教授與我的辦公室在同一套間，因此幾乎天天見面。他即使在周末都會來辦公室，還打網球，周一的workshop上他最為活躍，這個暑假他要在歐洲三四個國家做包括牛津大學的希克斯講座在內等四場講演。每次當我坐在Becker教授辦公室里凌亂的大書桌前看他在黑板上做推理的時候，每次當我在晚上八九點鐘時的經濟系走廊里見到Heckman教授背著個大黑挎包剛要回家時，每次與Lucas教授見面討論論文聽到他說“ I don’t Know” 時，我的心中總是涌動著一股莫名的激動，我私下將他們尊稱為“學術貴族”，因為我找不到更好的詞來形容他們，拿了諾貝爾獎以后還是那么地一如既往平心靜氣地勤奮著和謙遜著。這些學術泰斗尚且如此，我找不到理由為什么號稱“熱愛經濟學”的青年學子們還會有那么多時間去請客吃飯卡拉OK而不是去做嚴謹的學術研究。

了解經濟思想史的人稍加回憶就不難發現，“芝加哥學派”的內涵并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教條而是在眾多先賢的不斷學術創新中而動態變化著的。從這些大師的課堂上我感受最深、覺得最珍貴的是他們舉手投足間的精神承傳：是那種堅韌不拔的開拓學術的理論勇氣，是那種捍衛芝加哥學派榮譽的忠誠與強烈的自豪感，是那種充滿激情永遠學術的不竭動力，是那種氣定神閑笑看風云的超然自若。我想，也許不在芝加哥仍然可以學到他們的經濟理論，但是絕對感受不到在手捧芝大同門前輩學長的論文進行學習閱讀時的那種充滿親切感，聽芝大老師們講解這些論文時的那種自豪的神情，以及與此榮耀感相隨的催人奮進的無名壓力：他們也曾和你一樣在這相同地方相同教室研究與學習過，那與他們相比，你現在又做得怎么樣呢?

我最喜歡的研究領域是宏觀，就來說說宏觀理論吧。隨著盧卡斯批判和動態分析工具的系統引入，現實與理論的發展將傳統凱恩斯主義宏觀學理的一系列重大缺陷暴露無遺。如今的宏觀經濟學子不再熱衷于用國別數據做索羅殘差或是進行Klein的大規模的宏觀聯立方程組運算，而是一套動態優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后來的所謂的新凱恩斯主義吸收了新古典宏觀的分析方法將一系列價格粘性理性化，對經濟科學也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盡管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還是沒有被說服為什么被新凱恩斯主義所最為關注而被新古典宏觀基本放棄的那些問題是足夠重要的。那些簡單根據時間出現順序武斷認為新凱恩斯主義超越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人顯然需要重修一遍研究生一年級的宏觀課，令人驚訝的是國內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在少數。Edward Prescott最近發表在《政治經濟學》期刊上的諾獎演說和Lucas教授2002年美國經濟學會主席演講《宏觀經濟學的要務》對此已經做出了最為權威而又足夠清楚的總結。

在評論是否像盧卡斯這樣的頂級的芝加哥學派的宏觀經濟學家適合做美國總統顧問時，斯蒂格利茨曾誠實地說道，“作為總統怎么能指望一個認為(在成熟市場經濟中)政府干預政策大多數基本上不是無效就是有害的人能幫上忙呢”。的確，新古典經濟學思想已經深入人心，現代的經濟學子與學者對于政府干預的第一反應便是審慎的懷疑。盡管如此，“芝加哥學派”的觀點也并非科斯所批評的那種“黑板經濟學”，價格理論與收入理論的大師的思想觀點在政策界仍然產生了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我們看到五六十年代一群“芝加哥小子”回到拉美推行自由化的經濟改革成效卓著，美國70年代的滯脹之后掀起的一系列deregulation的新古典經濟政策的市場化回歸，同樣的由芝加哥學派所倡導的私有化政策在歐洲各國也得到了廣泛的推行。在美聯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等經濟組織中經常可以看見出身芝加哥經濟系的學生和學者的身影，之中很多人都占有重要決策位置。事實上，與其看到一些不懂經濟的人管理經濟，我們這些芝大的學生更愿意看到訓練有素的出色的經濟學家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并將此看成是整個經濟學家群體的值得稱贊的成就。

“江山代有人才出”，芝加哥學派的世界性聲譽是由芝加哥前輩一代一代奮力開創的。而前輩的輝煌能否保持則主要依賴于經濟系和商學院更年輕一輩的中堅的教授們。也許他們長時間被諾獎大師們的光芒所遮掩，然而我們還是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目前還有好幾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排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那張waiting list 上。提出“有效市場假說”的Eugene Fama，倡導行為金融的Richard Thaler，提出revelation principle并在機制設計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Roger Myerson，提出了GMM并在資產定價方面有著重要貢獻的Lars Hansen，創立了貝葉斯計量經濟學的Arnold Zellner，也許還可以加上在契約理論與發展經濟學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Robert Townsend，等等。在宏觀方面，也許還可以加上芝大畢業生Paul Romer， Neil Wallace 等人的名字。如果一定要拉拉關系的話，我們芝大的學生也在熱切盼望著Barro與Sargent兩位芝大曾經的教授能早日拿到諾貝爾獎。再年輕一點的，我們從Kevin Murphy和 Steven Levitt，以及最近加盟的 John List身上看到了芝加哥價格理論和實證傳統后繼有人，宏觀方面經濟系里的Robert Shimer, Fernando Alvarez以及馬上要加盟的Sam Kortum顯然正如日中天，芝大GSB里陣容強大的金融系也是宏觀的一個強力互補后盾。我期盼著芝大畢業生Narayana Kocherlakota有朝一日也能返回母校執掌宏觀教鞭。

之所以要重復以上這些主流業內人士的常識，是因為這次我回北大經濟中心教課并且參加留美經濟學會和CCER-NBER年會等學術會議期間，深深感覺到國內學界很多人都對芝大經濟系有著嚴重的誤解。誤解之一便是認為芝大是個“老人系”，不過這個誤解容易消除，只要對現代經濟學有足夠的了解并且到芝大經濟系主頁上稍微看一下即可。誤解之二是以為芝大的教授個個都高高在上讓人不可接近。別人怎樣我不知道，就說說我自己的經歷吧。曾擔任芝大校長達7年之久并且曾擔任世界計量經濟學會主席的Hugo Sonnenchein教授(是復旦校友周林教授在普林斯頓時的導師)每次遇到我們這些學生，常常毫無架子地和我們先打招呼。2003年我赴美簽證遇到挫折，他還特意為我寫了一封支持信給美國大使館，盡管我當時還只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還沒有入學的學生，為此我至今心存感激。今年6月我在芝大參加了一場大概是我學生生涯的最后一場期末考試，是Lars Peter Hansen教授的“資產定價和宏觀經濟學”，非常技術化的一門課。考完試，Hugo Sonnenschein 教授路過我的辦公室，特意提醒我說GSB有一場我們自己經濟系助教授William Fuchs 的關于動態契約方面的論文的報告，曾作為他的job market論文入選RES European Tour，問我去不去，我這學期和Hugo聊了好幾次我的動態契約的論文，他知道我一定感興趣。我很感激他提醒我有這個講座，跟著他一塊去了。聽完回來路上正好遇到了Gary Becker 教授，問我試考得如何并且充滿鼓勵地說相信我一定會考得很好。我有些愧疚，因為我為了準備期末考試而一直拖著他的RA的工作，但他很體諒我說完全可以考完再做。在我給Hansen教授當RA期間，他也特別的大度，與RA的時間安排發生沖突時常常允許我先做自己的研究。去年的感恩節前夕Hansen教授看到我孤單一人呆在辦公室里，沒有親人，就邀請我去他家吃火雞，在飯桌上我還見到了他的岳母，也就是在臺灣大名鼎鼎的經濟學泰斗蔣碩杰的遺孀，她祖籍黑龍江，普通話非常好，聊得很開心，我當時很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覺。還有一次，我在系里報告一篇習作，Lucas和Stokey兩位教授正好有事出差，但是沒想到事前他們竟給我發了一封郵件，說抱歉無法參加并讓我給他們倆再單獨作一次報告，讓我受寵若驚了很久。所有這些事情都讓我激動地感覺到，盡管我們還只是無名小卒，但是系里的這些世界級的大師還是很關心重視我們這些學生的，這個世界上恐怕沒有任何東西能比這些更能鼓舞青年學子的士氣了，大概我就這樣不知不覺地被“芝加哥化”了。

對芝大經濟系的常見誤解之三就是認為芝大經濟系的學生之間關系肯定很緊張。也難怪，芝大考試淘汰率之高是“臭名昭著”的，我們班2003年入學24人，現已經走了9個人了。外人想當然地認為如此殘酷的競爭關系肯定把學生之間搞得跟仇人一樣，見了面會兩眼發紅。然而事實卻是，身處“圍城”之內的我們沿襲歷史慣例，組成一個個學習小組(study group)，互相支持互相鼓勵一起奮斗。當時我們班還有一個中國人，來自臺灣，是會講四川話的“外省人”，服軍役時為少尉，我們關系很好，我一直戲稱他為“周少尉”。我們一起做飯吃飯準備core exam。我做的菜當然天經地義地很難吃，他大義凜然地說只要吃不死就行。還在考試前熱心地幫我搬家。有次課程結束時，他遞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好好努力，我們一起過core”。我覺得我們同學之間是一起奮戰的戰友關系。特別是我的study group 里的人都很優秀，人也好，我們曾口出狂言要發明一個屬于我們的“四人幫模型”。一般人是無法體會我們之間的那種既競爭又團結的友誼的。其實我們已無選擇，因為我們都被“芝加哥化”了。

那么芝大經濟系老師有沒有被“芝加哥化”呢?StevenLevitt教授在其暢銷書《Freakonomics》書中深情回憶了他小兒子一兩歲時不幸夭折后，芝大經濟系教授們，尤其是D Gale Johnson教授和Becker教授，對他巨大的精神支持。在芝大的好幾次場合中發言時他顯然流露出了強烈的芝加哥情結。 Becker教授的辦公室里掛著的唯一一幅照片是他與他的老師Milton Friedman 和George Stigler的大合影，而上次我去Becker教授家里參加一個聚會，有張桌子上擺了很多照片，很后面的一排我看到了一張很不起眼的小照片，是他和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合影。記得有一次我作為價格理論的TA與Murphy，Becker兩位教授在辦公室里討論作業習題，中間Becker教授的眼鏡不小心掉在地上摔壞了，這時已經是芝大杰出服務講座教授的克拉克獎獲得者Murphy教授連忙蹲下身子在地上認真尋找那個小螺絲，為他的恩師兼同事擺弄修理這副鏡，結果還真被他當場修好了。我看著他們這一對師徒，心里特別感慨。上次芝大成立貝克爾中心，眾多明星教授云集，他的得意弟子之一的哈佛教授 Ed Glaezer飽含感情地回憶了Becker教授的傳道授業之恩，說芝加哥永遠是他的精神家園。

這些讓我想起幾年前林毅夫教授為其芝大導師TW Shultz 以及D Gale Johnson的不幸去世撰寫悼文，字里行間情真意切，使人愴然。經濟中心的學生一定會記得那張在萬眾樓前林老師彎下身子推著輪椅上D Gale Johnson教授的合影，那時是首屆中國經濟學年會期間，林老師在開幕式發言時看著坐在輪椅上的恩師深情地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林老師顯然將這種師恩毫無保留地傳承給經濟中心的弟子們。沒有林老師的鼎力推薦我不可能享受到芝加哥經濟系的奢侈教育。沒有林老師長期以來的關心與愛護，我也不可能有現在這么好的鍛煉自己的學習和研究機會。顯然，林老師的其他很多學生也都對林老師充滿感恩之心。林老師是我在經濟中心的碩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而我的導師、素以準確預測中國宏觀經濟運行而聞名的宋國青教授也曾是芝大經濟系的學生，他在出國前就已經是一個優秀的宏觀經濟學家，擔任國務院下屬的一個宏觀經濟研究室的主任。宋老師為人低調，不喜張揚，但是業內學者個個對他的宏觀經濟學洞察力敬重有加。到目前為止，從CCER研究生項目畢業出去在美國著名大學經濟系畢業后留在北美或香港地區學術界發展的幾乎全部都是宋老師門下的學生。經濟中心畢業生中第一個在北美頂尖雜志上發表論文的就讀于杜克大學經濟系的郭明師兄也是宋老師的學生，他畢業前就在JET上發了一篇文章。我的好朋友、CCER同班同學王鵬飛在康乃爾大學經濟系已經有好幾篇文章發表于國際學術期刊，他也是宋老師門下。到現在為止我一共回國了兩次，每次總要回到CCER，去藍旗營登門拜訪的第一個老師就是宋老師。當年宋老師給了我他在CCER辦公室的鑰匙，允許我使用所有的研究設備。在我申請出國留學時他曾關切地和我說如果赴美學習生活資金方面有需要的話，他愿意動用他個人存款幫助我，雖然后來我拿到了芝大經濟系比較高的四年的Fellowship，但是宋老師的恩情一直讓我銘記在心。在經濟中心研究勞動經濟學的趙耀輝老師也出身芝大，在我們那年畢業生座談會上她說D Gale Johnson就像父親一樣。現在我們經濟中心趙老師門下的眾多弟子也廣泛分布在美國各個頂尖大學的經濟系，他們每一個人都對趙老師的細致關懷充滿感激。我想，這種芝大師生間的深厚感情是一種精神的默默承傳。

前面說起Becker教授辦公室里的照片，我就順帶八卦一下，Lucas教授的辦公室墻上掛了一張他的學生Prescott和Kydland倆人的合影，桌上則放了一張年輕時的Stokey教授的美女照片。Stokey 教授辦公室里的窗前也放了一張Lucas教授四十幾歲時的照片，害得我一開始幾次去Stokey教授辦公室討論助教事務時老是分心。Lucas教授的秘書則在她的辦公室里掛著一張瑞典國王向Lucas教授頒獎時的照片，顯然她也感到很自豪。一個行政秘書尚且如此，就不必說我們這些經常拜讀他們經典論文的學生了。是的，作為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一名博士生我感到很自豪;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還為芝大經濟系畢業的華人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的Chow Test感到自豪，為林毅夫教授應邀作劍橋大學久負勝名的馬歇爾講座以及芝加哥大學紀念D Gale Johnson首場年度講座感到自豪，也對芝大畢業的一批優秀華人經濟學家如謝丹陽、朱曉東、Li Hao(李浩?)等人感到自豪。非常有個性的**教授與芝大經濟系有著很深的淵源，作為后學晚輩的我也一直對他在新制度經濟學領域中的重要學術成就充滿敬仰。

作者: 王勇，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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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豆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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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博士生涯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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